［关键词］绘制时间；绘制背景；绘制内容；古地图；基本方法［ 基金项目］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珍稀黄河古地图整理与研究”(21AZD128)

［作者简介］李新贵，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河北学刊》2025年第2期，感谢李新贵老师授权转载。

引言

图像具有与文字文献相同的记录客观世界的功能，因而一直受到重视，唐代张彦远甚至将其抬高到与六籍相同的地位[1]，宋代郑樵专门设置《图谱略》，将所认知的世界分为16个门类，而图谱为其一[2]。明代王圻、王思义父子将世间万物图像列入天地人三才的框架[3]，清代更是在内务府设置收录天下所进之图的舆图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文献[4]。时至民国，古地图开始从传统图像中分离出来[5]，从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今天学术界将其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图证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6]

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明确古地图的绘制时间，随后才能准确地解读历史。早在1990年代，业师李孝聪率先提炼出判定古地图年代的四种方法，即从中国沿革地理、避讳制度、人文地理入手，结合收藏单位的地图入藏时间进行分析。[7]它得到海内外地图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至今仍是判定古地图年代的通用研究方法。虽然如此，学术界对古地图绘制时间的研究并未达到应有的精确程度，跨度长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既不符合常理，又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造送的制度。唐初要求地方政府每三年造送一次，建中元年（780年）改为每五年。后唐天成三年（928年），继而改为每逢闰年。宋咸平四年（1001年），改为两个闰年。元祐三年（1088年）后，再改为每十年。明初，又改回到唐初。隆庆三年（1569年），兵部尚书霍冀编撰《九边图说》，向各省督抚颁发移文，要求每年年底上报。[8]清初，要求督抚“俱限文到一月造报”险要地方的图本。[9]

中国古地图长则十年、短则一月的造送期限表明，其绘制时间则会更短。2008年，笔者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巩昌分属图说》标注的时间“明万历间（1573年—1619年）”提出质疑，并于同年发表《〈巩昌分属图说〉初探》一文，首次提出古地图研究的基本方法：推证绘制时间、溯源绘制背景、分辨绘制内容。当时思索将该图说限定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这个推证时间是否正确？能否找到验证的方法？于是，笔者提出将绘制时间置于绘制背景框架下分析的思路。随着绘制背景考察的深入，又将分辨绘制内容作为古地图研究的核心。[10]

业师李孝聪对此予以了较高评价，认为这突破了以往看图说话的解读思路，将在古地图史上留下一笔。这激发了笔者对古地图研究方法继续探讨的兴趣。2016年，发表《〈巩昌分属图说〉再探》一文，将该图说的时间精确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11]但因版面原因，此文中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被删除。 2019年，才完整地收入业师李孝聪主编的论著。[12]同年，开始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测绘卷》（第3版） “古地图”词条[13]，促使笔者深度思考古地图的概念，及其与绘制时间、绘制背景、绘制内容三者之间的关系[14]，旨在探索一条适合古地图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为利用古地图解读历史探索新的路径。

绘制时间是地图绘制完成的时间点。古地图制作的流程，除绘制外，前面还有信息的采集、考订与校阅。晋裴秀《禹贡地域图·序》曰：

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15]

《禹贡地域图》的制作参考了吴、蜀两国的地图。这两国地图是通过信息的询问、调查编撰而成。平定蜀国后，绘图者又对蜀国的地域、山川、交通等进行查考、核对。加之曹魏之图，最终绘成十六州的西晋地图。

唐贾耽《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有着与《禹贡地域图》类似的制作流程。

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

安史之乱后，由于陇右陷入吐蕃，贾耽只能从出使四夷的唐人、出使唐朝的四夷之处获取那里地图制作的信息。随后经过采集、考订等流程，加以其他区域的地图，绘成《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的制作，同样少不了信息采集等流程。而“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句，说明该图由画工绘成，地图信息的采集、考订与绘制有着不同的分工。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的编撰，进一步明确了地图绘制与信息采集、考订、校阅有着明确的分工：

是编也，肇意于荆川，作兴于郡守，而少保胡公实主成之。其辅翼之者，则柏泉胡公松，晴江杜公丞，中方范公惟一，娄江唐公爱，洋山凌公云翼，二华谭公纶，印东王公春泽，一菴唐公枢，允斋严公中，鹿门茅公坤，翔海戴公冲霄，松坡黎公秀，南塘戚公继光，水南蔡君汝兰，九河俞君献可。考阅史志，以备采择，则吾儿应龙、一鸾。倾发宛委，商定义例，则丹阳邵君芳之力居多。[17]

其中，郑应龙、郑一鸾主要负责对从胡松等处收集的史志加以查阅、考证，至于体例等方面则邵芳出力最多。

《筹海图编》海防图的绘制，则由众多刻工合作完成。例如，《广东沿海山沙图》11幅，刻工有彭天恩、郭昌期、张赞、顾钤、郭昌言五位；《福建沿海山沙图》9幅，刻工有郭昌期、郭昌时、金汝南三位；《浙江沿海  山沙图》21幅，刻工有郭昌期、彭天恩、何详、袁宏、沈乔五位；《直隶沿海山沙图》8幅，刻工有陆汉、陈豹、章仁三位；《山东沿海山沙图》18幅，刻工有彭文、黄¨¨、何应芳、何详、陆汉、刘叶、郭昌言七位；《辽东沿海山沙图》5幅，刻工有陈大敏、陈约、刘叶三位。[18]

清严如煜在《苗防备览》中也提及地图制作流程：

兹图之成，用古人开方法，先取三省大势区分之，若者楚，若者黔，若者蜀。次取各属苗疆区分之，孰为东，孰为南，孰为西、北，方位既定矣。复为考邻村相连，远寨相通之处，按地而求其人，因人而定其地，询之于土著士民，征之于熟苗、土蛮，稽之以行军档案，参之以旧志、新图，凡四至八到，务求其可分可合，随时考究者。历数年易底本百余次，始定今图焉。[19]

该地图信息的采集，有的源于土著士民，有的源于熟苗、土蛮，还有行军档案、旧志、新图。随后严如煜对这些信息进行查考、研究，历经数年，改易了百余次，终于完成了地图的绘制。

严如煜《汉南续修郡志》则明确了地图制作的流程：

余友广安郑君炳然秀才，从军驱驰边徼十数年，山川向背，道路险夷，不啻画沙聚米。余入老林抚绥，暨督修堰渠，郑君必策马偕。又精于绘事，工运势，能具千里于尺幅。南郡孝廉杨生筠，富文学，志洁行芳，其风徽盖慕乡先贤李司徒父子者，乃以绘山川、疆域、栈道、水利各图，采访、考订、校阅之事，属之二君。[20]

汉南郡的山川、疆域、栈道、水利各图信息的采集、考订、校阅与绘制，由秀才郑炳然、孝廉杨筠二人完成；该郡所属分图、栈道、华阳、黑河诸图则由郑炳然制作。

综而观之，古地图制作大体分为信息采集、考订、校阅与绘制四个阶段。根据分工不同，可分为两种情况：前三个阶段由相关人员负责，最后交画工或刻工完成；从始至终由专门人员操作。无论是分工合作，还是由专门人员操作，信息的采集、考订、校阅，都可视作绘图者对客观世界进行信息过滤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意味着客观世界在绘图者看来，已有一个图面内容反映时间先后的差异。这可用时间上限、时间下限区分。时间下限，是地图信息校阅完成时所看到的最新客观世界变化的时间点，也可能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规划图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下限就是如此。时间上限，则是最接近最新客观世界变化之前的时间点。

图面内容反映上限的时间点，以及反映下限的时间点，均是客观世界新变化的时间，这取决于地图的实用性，而实用性决定信息采集时要采用反映客观世界新变化的信息作为来源。因而不能把图面上无论何时出现地物的时间点，都作为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点，而是要经过多重对比，分析推证出最能反映且接近客观世界变化的地物。一般而言，绘图者凸显的最新客观世界变化的地物，就是绘制的主要内容。

兹以《巩昌分属图说》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为例。首先，根据图说中宁远县城南关、秦州城垣增修与礼店千户所东垣尚为开辟东门，可以将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初步限定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其次，根据明廷对巩昌卫、陇西县等地勘察与议垦屯田的时间，可以将上限向后推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再次，根据明之西北松山疆域变迁与洮河军事部署，可以将下限提前至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最后，根据图中蒙古火落赤、真相两部住牧地点仍未变化，可将下限提前至明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前。该图的主要内容则是明万历二十四年的巩昌兵备道。[22]与这个主要内容最接近的上限是明军对巩昌卫等地勘察与议垦屯田的时间，下限是火落赤、真相两部住牧地点的时间。

当地图绘制完成，无论用时长短，都存在着一个从开始至结束的过程。开始的时间点，称为绘制上限；结束的时间点，称为绘制下限。绘图者一般只记载绘制下限，说明其与绘制上限的间隔不长。例如，《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从信息采集至绘制完成，仅用数月。[23]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陕州至荥泽黄河水势情形图》的制作时间只有两个多月。[24] 浙江图书馆所藏《万里海防图》的制作前后不过39天。[25]这些地图制作的时间还包括信息采集、考订、校阅在内，从而说明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也与绘制时间差别不大。

这里一再强调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旨在说明其是地图制作流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但始终无法取代绘制时间。对于绘图者、读图者而言，绘制时间更重要，它不仅是地图制作流程完成的标志，还意味着是地图空间的呈现。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精确的绘制时间同样十分重要，是确立该地图在历史时间序列中的位置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如何精确地推断地图的反映时间、绘制时间呢？这要清楚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地图文献。概而言之，分为图内、图外两部分。所谓图内，指图面上表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内容，以及为方便绘图者与读图者沟通所使用的图式；所谓图外，包括业师李孝聪所言藏品入藏藏图单位的登录时间，以及与地图配套的图说、贴在图面上的注记。图说、注记是对地图图面内容的补充说明，因而一旦确定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便可以对这些图说、文字注记详细解读，作为推断地图时间的重要依据。图外内容，还包括林天人所言与  不同地图之间的对比研究。[26]

明确图面内容的反映时间与绘制时间所用文献之后，便可进行比较分析。首先是根据地图内外的内容，以及与其相应的文字文献编撰资料长编，随后推断图面内容反映上限最早时间、下限最晚时间，继之逐步向中间推算，直至无法继续为止。[27]绘制时间，如果图中明确标绘，自然不用推考，否则，只能放在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下限后研究。在穷尽各种文献仍然无果的情况下，便以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下限作为绘制时间的参证，标准以一年为单位，再精确就是月、日。这就要求今天对古地图绘制时间的研究再不能看作一个笼统的时间段，推断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必须十分精确。

通过对古地图制作流程的考察，发现古地图制作时间分为图面内容反映时间[28]、绘制时间。由于两者时间间隔不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反映时间作为绘制时间的参照。相对而言，绘制时间更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判断地图在历史时序中位置的重要标尺，还是考察绘制背景并研究绘制内容的前提，尤为重要的是深入解读中国历史的重要起点。

绘制背景，是对地图绘制起重要作用的现实环境或历史条件。现实环境注重当下，因其作用往往催生新地图的刊刻。这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需求的结果，因之所绘地图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人为防御蒙古绘制了不同类型的九边图。除标注蒙古住牧的区域外，还图绘了绵延万里的边墙、纵横交错的城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及密密麻麻的墩台[29]，有些还以形象画法描绘了明、蒙争夺水源的“水头”[30]。

历史条件侧重过往，因其作用催生旧地图的摹绘。中国古人注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当遇到相似场景，总希望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口。这种知识观念因被反复使用而长久流传。例如，宋人沿着今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用简单城牒符号图绘的秦长城，不具有任何抵御西夏的实际作用。明人图绘的秦长城，同样不具有任何防御蒙古南下的能力。这些长城只具有边疆安全警示的意义。[31]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郑若曾《沿海山沙图》也被后人摹绘，其图上所承载的近洋、远洋协同作战的海防思想随之流播。万历时期，倭寇入侵朝鲜，荷兰扰动东南，茅元仪“因按胡宗宪、郑若曾分合诸图”，摹绘了《沿海山沙图》。[32]这种思想再次体现在明末《海不扬波》中。[33]

因现实环境需要对古地图绘制背景的研究，有些十分复杂，有些则相对简单。这存在着绘图者将过滤后的客观世界是部分突出，还是全部呈现的问题。如果只是部分突出，有时很难通过有限的图面全面呈现所绘客观世界的全貌，以及客观世界变化的详细过程。结果，今天所见地图只是这个过程的部分或侧面，亦或表现事件的高潮部分。[34]即使全部呈现，如果只绘聚在一张图面，同样很难窥一斑而知全豹。

中国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青海图》就是这样一幅地图。该图为绘写本，单幅1轴，纵112厘米，横183厘米。图之方向，以南为上，采用山水画的形象画法，鸟瞰式显示了城镇营堡、卡伦关隘、蒙番族帐、交通路线。该图浓缩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来，清廷调查滋事番部的各种事件，不同程度地展现了这些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35]，相当于把多幅连续的图像绘在一幅图面中，从而给绘制背景研究带来了困难。

对于这种绘制背景研究，易于操作的方法，首要以绘制时间为基点溯源式梳理所研究对象的编年体文献。这种文献的优点，是将历史事件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编排，不足之处是与其他事件穿插排列。因而要求研究者以涉事的人物、地域为线索，紧扣贯穿其中的主题，逐条挑选出相关事件，建立完整、翔实的资料库。例如，虽然《青海图》前后涉及四位陕甘总督，每个总督都贯穿着以防为剿的策略，但紧扣这个绘制主题，相关事件也容易串联起来，并能逐渐对应图面上的事件。而以清廷首次下令彻查滋事番部地域来源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四日为基点加以溯源，便可使道光二十四年六月西宁镇总兵庆和被戕害的背景浮出水面。

相对而言，那些连续展现整个事件过程的地图，对其绘制背景的考察则要容易得多。战役图、黄河合龙图，就是这方面典型。前者如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编号 F0931/1891、F0931/1939、F0931/1941、F0931/ 1947、F0931/1949 五幅清军镇压太平军的地图[36]，以及中国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时为经略西部边疆所绘《兰州华林山一带形势全图》《兰州华林山河州一带情势图》《现在攻围贼营一带情形图》《兰州华林山一带情势图》[37]。后者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道光时期中牟大工合龙过程地图[38]。

这些地图的共同特点，是由多幅时间上连续的图像组成，可以全面地反映相关事件的始末。正因如此，其具有单幅地图所不具备的丰富信息，从而为绘制背景的考察提供了更多材料。考察这些地图绘制背景的方法，首要是识辨出图性。图性不同，所绘事物的路径就不同，绘图模式也会有所区别。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熟悉图性的基础上，明确每幅图在时空发展中所处的序列，借此给出正确的图序。经过有序排列的地图，所绘事件的经过、结果会逐渐变得清晰，随之根据第一幅的绘制时间以溯源法分析其绘制背景。

中国国家图书馆庋藏有清嘉庆初年所绘《会勘丰汛六堡漫工展宽引河并宣泄漫水情形图》《堵筑丰汛六堡漫工现在办理情形图》等七幅地图。[39]今天的编撰者并不确定这些地图反映的是黄河合龙过程，也未考证每幅图绘制的具体时间，因此不可能给出正确的排序。鉴此，首先，判断这些地图图性是黄河丰北大工合龙工程图；其次，明晰当时技术条件下大工合龙遵循的路径：漫口两端盘筑裹头，裹头上游选择坝基，坝基上游挑挖引河，引河对面修建挑水坝；再次，将每幅图上的注记与档案逐条对照分析，可以精确推断这些地图的绘制时间并为之排序；最后，以第一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清嘉庆元年（1796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为基点溯源，即可获悉嘉庆元年六月十八日丰汛黄河突然涨水、十九日暴雨，二十日大堤被刷成三道沟槽，是此次丰北大工合龙过程地图绘制的背景。[40]

对于因历史条件作用摹绘地图背景的研究，通常首先找到初刻本与其对比。这可以探讨摹绘者面临众多版本最终选择初刻本的原因，随后根据初刻本、摹绘本图面内容的差别，分析摹绘本绘制的背景。例如，浙江图书馆庋藏一幅《万里海防图》，纵30厘米，横450厘米。这幅摹绘长卷图与其他海防图的最大区别，是在表示海防的《万里海防图》卷首右上方图绘了三段表示江防的图注。摹绘者在摹绘前必须选择底本。在八种《万里海防图》、七种三段图注中，最终选择《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及《皇明职方地图 ·江防信地营图》三段图注，并将其整合一起。究其原因，是由于与摹绘时间最接近的是《皇明职方地图》，且清廷借助该书图注、海防图能准确地判断当时江海形势的变化。而根据浙江图书馆《万里海防图》与摹绘本“闽寇”“粤口”书写含义的变化，便可考证出后者的摹绘背景是为了防御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郑成功集团。[41]

不过，留存至今的摹绘图，能找到初刻本的并不多。基于不同版本图面内容差别的分析，不是建立在图面要素完整而是割裂的基础上，最终规定图面要素多寡的是绘制主题。绘制主题始终贯穿地图制作的过程，决定图面内容的取舍。[42]如《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的绘制主题，是防御接济倭寇的沿海不法之民[43]，故而绘图者在面对“闽寇”“粤盗”的问题上，可以明朝臣子身份秉笔直书。而浙江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的绘制主题，是保护长江漕粮重地的安全。此时清廷还无力经略整个东南沿海，福建沿海为与清军作战的郑成功集团所占据，广东碣石卫刚刚归附清朝不久，因而在清之官方的摹绘者看来，再用“闽寇”指代郑成功集团并无不妥，但若再用“粤盗”指代广东沿海则已不合时宜，遂省略“粤盗”之“盗”字。因此，从初刻本、摹绘本所蕴含的主题流变角度考察摹绘本的背景，应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无论是现实环境刺激产生的新刊地图，还是历史条件作用摹绘的旧图，在考察绘制背景时，都要推断出精确的绘制时间。如果这个时间不精确，就无法以此为基点向前追溯是在什么背景之下绘制了该地图。浙江图书馆仅根据“寕”字地名的书写，判断该馆所藏《万里海防图》为清道光后的摹绘本。[44]近来，有学者认为该图摹绘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至清末，而清初可能性较大。[45]无论哪一种情况，由于考订不出精确的绘制时间，自然不能进一步考察该图的绘制背景，更不能深入解读绘制内容。以致一些学者在利用图面内容研究时，不得不否定前人的结论，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46]因而精确的绘制时间，是古地图研究的基础，是深入研究绘制背景的前提。

绘制背景的深入研究，则可检验是否由此引起图面地物的绘制，并验证绘制时间的推断是否正确。根据地图内外内容进行的绘制时间分析，多是建立在图面非连续的、彼此孤立的各要素研究的基础上。相对而言，绘制背景的分析则是以绘制时间上限为基点，以溯源法将所研究的地图置于编年体视域下进行连续的、相互联系的探讨。而且，绘制背景所用的史料，涵盖了绘制时间上限所用史料，并更加系统。

前文所言《巩昌分属图说》的绘制时间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便可放在该图说绘制背景下加以检验。万历十八年（1590年）以来巩昌府周边遭受蒙古侵扰的形势，促使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十三年宁远县城南关、秦州城垣的修筑。这年以来，明之西北武备长期废弛的局势，推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廷对巩昌卫等地的屯田。而这年以来明廷分治蒙古与重创火落赤、真相两部的治边方针及其实行的曲折进程，导致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这两部仍然盘踞莽拉川。[47]因而《巩昌分属图说》的绘制时间，是万历十八年以来各种背景刺激下的结果。

虽然如此，绘制背景只确定绘制内容的框架，并不决定绘制的主要内容。像《巩昌分属图说》中万历十八年以来的武备废弛、不间断战争、专力围剿蒙古火落赤与真相两部策略的绘制背景，促使其绘制内容不会溢出这些背景构成的框架。该图说的主要内容是巩昌兵备道，具体表现在“带理屯粮”“巡禁茶马”两个方面。[48]前者可在武备废弛、不间断战争的框架内分析，武备废弛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屯田荒废，而不间断战争又需要屯田的支持；后者可在专力围剿火落赤、真相两部的策略框架内解读，明人经略蒙古常用的手段是通过垄断茶叶的生产和流通达到目的。而决定《巩昌分属图说》绘制的主要内容，是巩昌兵备道运输军队所需的粮食、番部所需的茶叶。[49]

总之，通过对古地图绘制背景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两个方面的分析，不仅可以发现古地图制作背后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推动力量，而且明晰了新刊地图与摹绘地图绘制背景研究的路径。尤其重要的是，以绘制时间为基点的绘制背景研究，为系于绘制时间下的历史找到了解读框架。在此框架内，进而可以挖掘绘制的主要内容。

绘制内容，构成地图内在各要素的总和，包括绘制主要内容与次要内容。绘制主要内容，即所绘实质性的地物；次要内容，指突出主要内容的图形符号、尺寸、方向、颜色、字体等。

这些被称为“次要内容”的图式，多由当时政府或相关人员规定。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郑若曾著《图式辨》，就《万里海防图》构图是海洋绘制在图面上方还是陆地绘制在图面下方进行了辨证。[5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七月二十九日，兵部进呈的奏折规定了图式：

臣等谨按《会典》所载，凡天下险隘、要冲地方，职方司皆有图籍。而边事特重，故镇戍总图、九边图，以及沿海、腹里并彝、蛮、猺、獞所宜备御者著于图说。疆宇之或险或易，兵马之宜增宜减，一览了然。今职方司虽有旧本，而时势既殊，图籍宜易。请敕下直省、各督抚将所辖境内水陆冲区及险隘形势，绘为二图，仍节录明季兵将几何，今改设几何，详注图旁。其正本恭进御览，副本咨送臣部，以便参酌因革损益之宜。从之。[51]

该图式明确规定，在图旁标出明末兵力部署、清初改设的具体情况。这覆盖了当时中国险要之地的地图绘制，有镇戍总图、九边图、腹里图、沿海图等，至于图上节录的明、清兵力标注在图旁的位置视构图而定，从而说明图式是绘制地图时参考的指南，起到了突出“所辖境内水陆冲区及险隘形势”主要内容的作用。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一日，兵部补充了绘制山西险要之地的图式：

横竖长阔俱五尺，用坚洁白绢缮画，精工考究的确，首画通省总图一幅，省内各画一幅。凡境内大山巨川，关系通省险隘冲要，俱宜详载。山用青色，水用绿色，黄河用黄色，边垣城堡用淡墨色，详开四至，东南西北各距某省某处若干里，州县营卫方位俱不得差。至关梁边垣、协路要口、土司猺洞、濒海沙岛，以及沿江营伍，凡系险要，并宜详载。复将境内某处有某项官兵屯扎，某处有若干官兵分防，某处险要可虞，某处见为贼踞，并注今昔沿革损益、兵马之因，务要简明如式，各造正副两本，俱限文到一月造报。[52]

除尺幅外，该图式还对地图的材质、颜色、四至、兵力部署、造送期限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主要目的还是突出绘制的主要内容“通省险隘冲要”。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七日，康熙帝下令纂修《大清一统志》：

务求采蒐闳博，体例精详，阨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53]

这里的“体例”包括《大清一统志》地图上的山脉、河流、界限、府、州、县等地物所用的不同符号。这些都是为凸显绘制主要内容服务的。

《大清一统志·保定府图》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该图是一幅以保定府为中心的疆域图，主要内容是位于图之中心的保定府。为凸显这个内容，除用点线…表示的界限、双曲线≈表示的河流构成府界外，还用菱形◇表示的祁、安两个州，用圆圈〇表示的定兴、新城、雄、容城、安肃、新安、满城、完、唐、望都、高阳、蠡、 博野、束鹿等十四个县，以凸显唯一用大方框□表示的保定府。[54]

无论是明代图式，还是清代图式，其绘制目的都是突出主要内容，建立绘图者与读图者之间信息交互的桥梁。绘图者从绘图一开始，就有了为谁绘制的信息输出过程；而读图者从阅读伊始，便有了获取所需信息的接受过程。由于绘图者、读图者知识结构的差异，故而颁布了有利于彼此沟通的图式。图式反映了地图发展的时代特征。如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郑若曾《万里海防图》海上陆下的图式，是“内夏外夷 ”观念的表现。[55]受此观念影响，明代所绘《万里海防图》的图式均是如此。[56]这与清代陈伦炯所绘《沿海全图》，以及受此影响所绘其他图系海下陆上的图式形成强烈的时代反差。[57]因而借助图式可以大致判断古地图绘制的时期，却难以准确推断绘制的时间以及深入研究绘制主要内容。

绘制主要内容，可以从绘图者、读图者的互动中探索。兹以清之官方地图绘制为例。

（雍正五年九月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中望钦奉上谕：单十五省的舆图画一份，府内单画江河水路，不用画山，边外地方亦不用画。其字比前进的图上的字再写粗壮些。用薄夹纸叠做四摺。……钦此。于十月初一日画得。[58]

以上雍正帝指令宫中画师绘制的主要内容，是清之十五省疆域内江河水路。这体现了雍正帝的旨意，画工不过执行绘制而已。那些不画的内容、粗壮的字体、满汉文字，则是为凸显这个主要内容所做的设计。

绘制主要内容也可以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考量。根据中国古地图的造送制度，确定地方地图的绘制，从信息采集开始至制作完成，基本上是地方政府所为。由于所任官职不同，所系任务有异，即使在处理同一件事情时，这些人员也会从各自利益出发绘制不同的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牟下汛堤南拟估遥堤情形草图》《中河厅中牟下汛九堡漫溢情形图》，就是两个不同人员主持绘制的地图。

《中牟下汛堤南拟估遥堤情形草图》，1幅，以南为上，纵21厘米，横59厘米。图绘了中牟下汛所属二十堡与黄河南堤的相对位置，大堤八堡、十堡间的九堡断开处是这次黄河漫口处。漫口之北至遥堤的距离，红签为“遥堤至口门约宽九百余丈”。遥堤长度，红签为“头堡至十六堡上首拟估遥堤一道，约长四十丈”。

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一日，主要内容是为保护河南省城开封而用红色虚线所绘遥堤。河南省巡抚鄂顺安主持绘制该图之时，正是中牟九堡漫水逼近会城护城堤根之际。随后进呈《中牟下汛堤南拟估遥堤情形草图》的目的，旨在向道光帝说明只有通过修筑遥堤，才有可能达到堵住漫水冲击会城的目的。这是鄂顺安站在河南省最高军政大员角度作出的决策、付出的行动。

与鄂顺安所绘地图不同的是，江南河道总督惠成所绘《中河厅中牟下汛九堡漫溢情形图》。[59]该图1幅，以南为上，纵21厘米，横40厘米。漫口口门两端绘制了东岸、西岸。两岸间绘制了众多水纹，说明大溜流向东南。东岸东北墨书“旧河形”三字，用红色虚线表示拦黄坝的红签，“现估拦河土坝长二百三十四丈”。东岸之北贴有调查口门情况的红签，“现量口宽二百九十八丈，溜靠东岸行走，探量口门中间水深五丈二三尺，东、西岸外水深四丈五六尺”。靠近图首处，有一处反映测量水位变化的红签，“七月初六日午刻，查量时存水四尺八寸，连底水共深一丈五尺二寸”。            

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为清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九日至十八日，绘制主要内容是漫口口门。这距离河南巡抚鄂顺安主持下所绘《中牟下汛堤南拟估遥堤情形草图》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一日不远。此时河南省城开封也处于漫水威胁之际，身为江南河道总督的慧成首先考虑的不是开封城，而是如何尽快做好合龙前期的准备工作。

这些地方大员在涉及地方利益时，为了体现一己之意，有时会设法利用、操控信息采集至制作的流程。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遂在与地方政府的信息交互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即使参与其中，因受地理阻隔等多重因素影响，也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地图绘制的主要内容，不知不觉地被地方建构在图像中。如《青海图》绘制主要内容是位于图之中央的贵德番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清廷下令署陕甘总督邓廷桢彻查滋事番部的地域来源，历经陕甘总督惠吉、署陕甘总督林则徐，直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一月陕甘总督布彦泰才推断出是贵德番部。这一推断系建构在清军平定青海番部是否慑服清廷威权的基础上，实际上并未从实际的实地调查中获取确凿的证据。虽然如此，这满足了从陕甘总督至甘肃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稳定边疆利益的需要。为突出绘制主要内容，遂有意地放大贵德番部所在区域。[60]

因此，绘制主要内容承载着图绘的历史。古地图制作流程清楚表明，图绘的历史是绘图者从客观世界获取、筛选、组合信息的结果，具有与文字文献一样记录历史的功能，是今天解读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而这建立在对古地图绘制主要内容正确解析的基础之上。

古地图是绘图者对客观世界过滤后的空间表达。“过滤”，指绘图者对客观世界进行信息采集、考订、 校阅的过程。过滤的动力源于现实环境或历史条件的需要。“空间表达”的结果，指绘图者绘制而成的地图。绘图者从对客观世界过滤开始至空间表达结束，始终贯穿着确定地图信息取舍的主题，并存在着三个基本要素。

地图时间，指过滤结束时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以及空间表达完成时的绘制时间；绘制背景，推动了地图绘制，促使地图完成从地理空间向地图空间的转变；绘制内容，包括“空间表达”的主要内容及对其加以说明的图式。而解析地图绘制内容，首先必须明确绘制时间，继之溯源绘制背景，进而分辨图绘的历史。 因而绘制时间、绘制背景、绘制内容的解析构成了古地图研究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可对古地图其他研究方法起到纠谬作用。

今天学术界对古地图“谱系”的研究，主要基于图面内容相似的分析。它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图面各要素是一种有机的组合、不可随意分割的前提，还缺少对图面要素组合动力绘制背景的分析，自然难以深入绘制主要内容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几乎很少对不同地图相同主题的探讨。主题不一，即便再相似的图形，按照绘制时间排列起来，也很难归为一个图系。

*本文写作过程中，深得业师李孝聪先生指导，在此深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