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五一节，阿克曼教授告诉我他有了博士名额，我就从波恩大学坐火车去到了斯图加特。阿克曼教授有一个趣闻：他曾有一位女朋友，是个排球运动员。后来她出国比赛去了，阿克曼却还在埋头写程序，结果把女朋友给“写丢了”。

我是由王之卓院士推荐而来，而王之卓院士正是阿克曼导师的同学，所以我也算是阿克曼教授的师弟。阿克曼让我跟他读博士，但我担心两年的奖学金时间太短，难以完成学业。他却爽快地说：“如果你两年做不出来，我再给你加钱。”当时我每月的生活费是660马克，阿克曼觉得太少了，就从他自己的公司里又给我加了500马克，这样一来，我比一般拿中国奖学金的学生多出不少。入学前，阿克曼让我做了一个德语的口试，聊了一些数学、摄影测量和遥感的有趣的问题，就帮我办好了读博士的资格。

1983年9月，李德仁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阿克曼当时正带领几个研究生和助理教授开发三个核心软件：光束法、独立模型区域网平差和数字高程模型。它们都需要误差可发现和可区分的理论支持，决定让我攻克这个难题。阿克曼安排我使用研究所最先进的IBM大型计算机进行仿真计算，并给我配备了三个终端，我可以同时运行多个任务，效率大大提高。一年下来，我在整个研究所的计算机使用时间排名第一位。

科研之外，阿克曼不仅把我当作学生，还让我享受教师待遇。研究所每天会发咖啡券，但我平时喜欢喝茶，就把咖啡券都存在抽屉里，请留学的中国朋友一起喝咖啡。回国后我也延续了这个习惯，在实验室提供免费咖啡，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一讨论就出学问。这就是我们Geoscience Café的起源。

1983年10月，李德仁的博士导师阿克曼教授访问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每年冬季，阿克曼都会组织全所师生去滑雪旅行。我没有滑雪装备，他的秘书Eva便借来她父亲的全套工具。每次出行，住宿费用都由阿克曼自掏腰包，其他人则轮流承担餐费。但他特别叮嘱我说：“你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只管享受大家的热情招待，不用付饭钱。”记得有一次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滑雪，那里滑雪条件好、价格适中。有天我们在一家小镇餐馆吃饭，店主听说来了中国人，提出只要我到场就免单。我就用中文和德文写了一首小诗作为回礼，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在德国的这段岁月，不仅让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更教会了我如何与人相处。德国的学习氛围自由开放，老师们愿意将核心软件代码开放给我，相信我可以改进、提升。这种信任与包容，令我深感温暖，也成为我日后治学育人的宝贵财富。

留学德国的学生组织

在德国留学期间，我们也积极参与大学组织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当时斯图加特大学有四五十名中国留学生，大家都很有凝聚力。当时我们有一个学生会，领导成员有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德国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开门节”（Open Days），持续三到五天，期间整个大学向社会全面开放，所有研究所、实验室都欢迎公众自由参观。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也都会精心筹备，组织留学生现场制作中国菜招待来访者。那时候条件有限，请不起餐馆，我们就自己动手，在宿舍里支起三四个锅，现炒现卖。我当时最拿手的是红烧鱼和宫保鸡丁。尤其是宫保鸡丁，最后我会加入熟花生米翻炒一下再出锅，这样花生吃起来还很脆，还有炸春卷，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特别好吃。我们还从国内带来了茅台酒，用小杯子分装，一杯卖两马克，很受大家欢迎。

那次活动收入颇丰，我们就决定用这笔钱组织一次旅行——去奥地利维也纳访学。都说维也纳有“三宝”：Wein（美酒）、Weiblich（美女）、Gesang（歌声）。我们租了两辆大巴，从斯图加特出发，一路开到维也纳。我们联系了奥地利的留学生组织，住在青年旅社，一个晚上只要8马克，房间虽然简单但干净整洁，一张床、一个淋浴头，足够满足基本需要。我们在维也纳玩得非常尽兴，既开阔了眼界，也增进了感情。

除了学术生活，我们也组织了很多文化交流活动。我在斯图加特发起了一个计算机应用的研讨会，主题并不局限于测绘遥感、计算机或工科技术，而是面向更广泛的领域，我们邀请了来自柏林、汉诺威等地的学者、工程师和企业人士参加，反响热烈。这种跨学科、跨地域的交流让我们受益匪浅。

此外，德国政府对我们留学生也很支持，设有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这样的官方机构，他们经常组织各种文化与产业访问活动。比如参观柏林、，走访奔驰、博世、蔡司等知名企业。有一次我们还去到了东柏林——那时东西德尚未统一，作为中国留学生有机会参观洪堡大学，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

1984年2月，李德仁留学期间与张祖勋、张正禄、杨俊在德国汉若威

博士论文答辩与选择回国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粗差和系统误差的区分问题。这个题目比较有挑战性，阿克曼教授认为我数学基础扎实，便建议我来攻克这项研究。

在此之前，福斯特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一个粗差与一个系统误差如何区分的问题。他是最早提出这种区分理论的人。而阿克曼教授希望我能进一步拓展这个方向，研究更复杂的情况——即多个粗差与多个系统误差之间的识别与区分问题 。这在当时的摄影测量领域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难题。

在研究过程中，我跟福斯特教授交流很多，也参考了他之前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我就完成了论文初稿。接下来就是德国严格的论文评审流程，我的论文需要送到摄影测量、大地测量、导航、工程测量、土木等多个研究所，经过大约50多位教授的初步审查。

最后确定三位正式评阅人，第一位是巴尔德教授的学生，专门研究可靠性理论；第二位来自汉诺威大学；第三位是斯图加特大学大地测量研究所的格拉法韧特教授。格拉法韧特教授年岁与我相仿，是一位数学家和理论大地测量学家，在测绘界享有很高声誉。据说他评阅文章极为严谨，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未能通过他的审核。但我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经得起推敲，所以我特意选择了他作为评阅人。

答辩当天，我用德语做了报告。那时候还没有PPT，我用彩色笔一张张写好讲稿模片，按每分钟讲两张的速度准备了90多张共讲了45分20秒，刚好控制在要求的45分钟左右。德国评分标准是1到5分：4分和5分为不及格，3分为合格，2分优秀，1分最好，加星（Star）表示特别优秀。六个教授听完后，一致给出“1分+Star”的最高评价。

福斯特教授当场夸奖我讲得好，问题也答的很精彩。而格拉法韧特教授在总结评语时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Ich bin begeistert – diese Arbeit hat ein seit hundret Jahren bestehendes Problem gelöst. ”（我很激动，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百年未解的难题。）

1985年2月，李德仁以全校历史上最高分获得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

这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高光时刻。但完成学业之后，我面临一个重要选择——是留在德国发展，还是回国？当时，德国方面曾多次挽留我，格拉法韧特教授还主动联系了在美国的米勒教授，看看我愿不愿意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

然而我与朱宜萱老师、阿克曼教授三人一致决定回国。那时中国遥感和测绘技术相对落后，还没有自己的遥感卫星。而美国早在1972年就发射了Landsat卫星，法国也在1986年发射了SPOT卫星。相比之下，中国的遥感事业刚刚起步，急需人才。我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要把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带回祖国。既然有机会学到了本事，就应该回来为中国所用。阿克曼教授最后对我说：“李德仁要回去了，我们留他是留不住的。他要回去接班，让王老先生轻松一点。”还是我的老师懂我！

留学德国的收获

这段留学经历，不仅让我掌握了摄影测量和遥感领域的核心理论，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师生之间的信任、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团队合作的力量，这些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的意义。回国后，我将在国外所学的知识积极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并带动学生写论文、做软件、参加国际会议。

我先后把龚健雅、李清泉、张良培、王密、张过、陶闯等一批优秀学生带到国际舞台。其中，陶闯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首次亮相就表现优异，后来他赴加拿大深造，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并将其开发的软件以3000万美元卖给比尔·盖茨。我也积极推荐学生申请德国洪堡奖学金，为他们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单杰、周国清、徐培亮等人都因此受益。这不仅是对学生的培养，也是推动中国测绘遥感事业发展的实际行动。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能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主独立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创造性工作建立起来的。科研的关键不在于问题的大小，而在于它是否原始、是否有突破性。只要你能在一个小问题上做出原创性的成果，就为你的人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起点。这个起点，会影响你一生的发展方向和高度。

除了做学问，还要学会做人。我在留学期间深刻体会到，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而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受科举制度影响，往往强调个人奋斗，而忽视了团队交流的重要性，甚至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这对学术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在国外的经历让我明白，科研虽然需要个人努力去推导公式、钻研问题，但同时也要善于与人沟通、合作交流。只有在思想碰撞中，才能激发新的灵感和思路，才能做出大的成果。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校的学生，一定要把这两点做好：一是自学为主，老师引导，同学之间互相启发、共同进步；二是营造一个愉快、积极、开放的学习氛围，让每个人都愿意表达，敢于探索。发挥各自优势，团结攻关，做出像吉奥之星、立得移动机器人和“东方慧眼”星座这样强军、富国、利民的大成果。

希望我这样的学习经历，能给你们启发，成为你们未来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