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封禅名山、刻石纪功以来，巡幸作为古代帝王“观民设教”的形式以及“雄主”自我标榜的需求，为历朝沿用。清康熙帝、乾隆帝各有六次南巡，从北京到杭州再到绍兴的大禹陵，水陆兼行，每次往返五六千里路。有关研究显示，康熙帝每次南巡平均耗时87天，乾隆帝则增至115天。其间，除例行的“巷舞衢歌、腾欢献祝”外，皇帝还需处理大量政务，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即为视察运河海塘工程。同时，江南名胜众多，南巡的帝王也少不了“眺览山川之佳秀”。

南巡相关的种种事体，被地方官员或宫廷画师绘图记录呈送，如记录出行驻跸的《道里图说》《行宫图》，记录巡阅、决断河务海防事宜的各类河工水利图以及单纯的江南名胜图、南巡盛景图等。这些图流传至今，成为我们了解古代帝王南巡的独特孔径。

何以幸江南

自唐“安史之乱”尤其是宋靖康南渡以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国家赋税钱粮的核心区域。尤其“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之地，不仅是经济重地，更是士人无可争议的学术、艺术中心，可谓人文渊薮。清时期，江南也是“反清复明”最为坚定、组织反抗活动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如何在这里树立政治权威与统治合法性，成为清朝统治者的难题。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卸掉了心头两副重担的康熙帝，开始下江南，每一次他都会特意驻跸南京，拜谒明孝陵。无论是安抚前朝遗民的政治宣示还是地方治理、人才选拔的政令安排，南巡成为清朝统治者巩固意识形态、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完成了这一目标。

清《钦定南巡盛典》，收录了乾隆帝六次南巡的相关谕旨、官员奏章及巡幸路程规划等资料

清徐扬《乾隆南巡图卷·驻跸姑苏》（局部），描绘了乾隆帝南巡至苏州，于胥门外舍舟登岸，进入苏州城的场景

经过近百年经营，至乾隆时期，清朝已在江南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江南的人才、物产经由运河向京城运输以供给朝廷。乾隆帝所面临的局面已与其祖父康熙帝全然不同，在其自叙南巡理由时，也不再突出安抚东南、维护国本之意，而是“观风问俗，循圣祖之家法”。巡幸不仅是想体现宽仁之意，更是宣示“天家孝德”与“帝王勤勉”。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就江南督抚提出的“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南巡”一事，乾隆帝“上谕”内称：

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谟列光昭。

……

江左地广人稠，素所廑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来未遑举行。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安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

朕巡行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

次年，自京城到浙江，为皇帝出巡而做的保障工作全面展开。其中专司皇帝出巡路线设计及驻跸地点选择等后勤保卫工作的总理行营处，由亲王领衔办差，派遣向导（高级亲贵武职官员）会同沿途督抚等一干文武大员，认真计算路线、修葺行宫。同时，绘制各种式样、不同规格的“程站道里图说”，随同呈报筹备进度的奏折一同送达御前，供皇帝审阅批答。

清《新葺江南名胜图·天宁寺行宫》（局部），天宁寺行宫是清代帝王南巡时在扬州的驻跸之所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二十日，钦差向导大臣兆惠等人在勘定完出巡全程路线及行宫工程后，具折奏称扬州“梅花于惊蛰开放”，建议乾隆帝正月动身，可以赶在花期正浓时感受扬州的梅海烟雨。

但南巡并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是被乾隆帝定义为其在位期间的重大政治举措，年逾七十的乾隆帝在其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巡幸江南驻跸杭州时，亲撰《御制南巡记》，其中写道：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

其时，距离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已经过去33年。这一次不仅是他本人最后一次感受西湖烟雨，也是整个清王朝南巡仪典的终结。自此以后，清朝再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在大队扈从簇拥下，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往返江南，理政娱情了。

清《新葺江南名胜图·趣园》，趣园旧称四桥烟雨，乾隆帝南巡时赐名趣园

巡查河务海防

“河务海防”是皇帝南巡“省方观民”的主要政事之一，但康、乾两朝对此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康熙帝的六次南巡，重在治河。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之前，黄河下游河道长期夺淮入海。淮安作为黄、淮、运三河交汇之处，成为治河的要害所在。所谓治河，其主要目的是保运，即保证关乎清王朝经济命脉和漕运通道——运河的正常运作。

《清史稿·河渠志》载：“治河、导淮、济运三策，郡萃于淮安清口一隅。”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时，曾于此亲自下桩，命河道总督张鹏翮修筑挑水坝，以阻挡黄河水逼近清口，倒灌入淮。此坝因此得名“御坝”，康熙帝亲自下桩之处称“御椿亭”。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坝成之时，张鹏翮题报秋水情形，康熙帝甚是满意，称：

徐必达、董可威二人摹绘所得《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其图首徐必达识：

览奏挑水坝筑成，逼黄河大溜直趋陶庄引河，循北岸而行。黄水从大通口畅出海口，极其深通。淮水从清口畅流敌黄，绝无黄水倒灌之患。

相较之下，乾隆帝南巡时除继续整治淮安清口，挑挖修成“陶庄引河”外，更多的关注点则集中于“海防”一项，即改、增筑海塘、鱼鳞石塘，以保护钱塘江北岸田亩人口免受水灾侵害。

清阿桂等奉敕撰《钦定南巡盛典·尖山石坝图》，乾隆帝第三次南巡时亲临勘察位于钱塘江北岸出海口的尖山石坝，嘱谕地方官员慎加修护

钱塘江水道复杂，主河道位置移动频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水势北趋……恐一年后中小门涨沙日高，水势仍归北大门，北岸海宁一带将成全塘重点。”“塘工”一事，逐渐成为南巡政务的关键所在。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起，乾隆帝的每次南巡都特意先经海宁再至杭州。驻跸海宁，即为亲赴一线，“指授机宜”“躬亲相度”。

为更好地掌握钱塘江沙水坍涨情势，乾隆帝谕令浙江巡抚逐月绘图专折奏报沙水情形，沙水奏报制度正式确立。

两浙海塘沙水奏报的制度化，直接原因便是乾隆帝南巡。皇帝寄希望于通过定期的高频次、规范化清单、图说呈报，时刻掌握沙水坍涨情况并遥控指挥钱塘江海塘工程。以现存相关档案看，在许多呈奏折单及舆图中都出现了乾隆帝的朱批旨意，这与其南巡中亲临一线的指令共同构成了乾隆朝钱塘江海塘工程的决策全貌。

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在其第五次南巡期间下令在钱塘江柴塘之内进行勘察，改筑石塘。后因连日阴雨，水量增加，江潮逼近塘身，导致章家庵一带柴塘部分损毁。为此，浙江巡抚王亶望、闽浙总督富勒浑等接连呈奏勘察及拟办工程情况。乾隆帝除朱批各折外，更直接于《沙水情形图》相应位置圈选进行新增盘头、兴建石堤等工程的布置。四年后，乾隆帝第六次南巡，浙江地方呈报的《道里图》中章家庵等处已经绘出了这几项新工程。

乾隆帝对钱塘江塘工高度关注，柴塘换修鱼鳞石塘也成为其延续数十年的一大执念，以至于在其《御制南巡记》中专门以塘工与西征之例对照阐发其“宜迟而莫速”“宜速而莫迟”“兵事宜速，河务宜迟”的“迟速论”。甚至在禅位前夕，85岁高龄的乾隆帝依然认真批阅浙省呈送的沙水奏报，还特意下令，要求浙江巡抚吉庆将呈送的《图说》文字增大，以便阅读：

所奏《图说》字画太小，难以披阅。朕再三谛视，始获明晰。业将两次《图说》用朱笔点出，着传谕吉庆，此后奏报《沙水情形图说》将字画略为放大，以便省览。

余暇寄山水

虽然乾隆帝本人一再以上谕、御制诗文等形式反复宣示其南巡目的在于“省方观民”，“采民谣、询土俗”，其饱览江南山水名胜，不过是奉养太后，“娱畅慈怀”，向臣民宣示“以天下养之至爱”而已。甚至于在其第二次南巡结束后，面对御史孙灏谏言停止巡幸，乾隆帝将巡幸提到处理政务的高度，称：

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上年朕临徐、邳、淮、泗、沮、洳之地，为之相视求瘼，疏泄修防，次第兴举，今岁农事倍收。

事实上，皇帝在出巡期间娱情山水是必然的。乾隆帝第一次舟行长江，自扬州入镇江，眼见江心的金山时感慨：

顾瞻金山，上凌太虚，下瞰洪流，为江南诸胜之最。

清《新葺江南名胜图·寄畅园》（局部），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时均曾游览寄畅园，留下许多作品

皇帝一踏出紫禁城，整个“移动的朝廷”便开始了运作。乾隆帝每次南巡，大队扈从前呼后拥，几乎每次都在3000人以上。

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萝图荟萃》，系统整理内务府舆图房藏图，分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等13类，收录舆图共418件。其中专门有巡幸、名胜2类，共收录《高旻寺行宫图》《杭州行宫图》《嘉兴至杭州大营道里图》等各色行宫、道里、名胜类舆图计62件。这尚不包括乾隆帝后四次南巡时所新创作的各种舆图。这些舆图均记录了皇帝南巡的行宫及名胜盛景，侧面反映了皇帝南巡游览山水名胜的情况，同时也用另一种方式展现了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