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盛大举行。在闭幕式的舞台上，距今700余年的《蜀川胜概图》在屏幕上缓缓铺开。这幅带有舆图性质的胜景图再现了一个逼真的蜀川山水空间，也展示了一个虚拟的巴蜀文化记忆空间。

8月8日，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盛大举行。在闭幕式的舞台上，距今700余年的《蜀川胜概图》在屏幕上缓缓铺开。这幅带有舆图性质的胜景图再现了一个逼真的蜀川山水空间，也展示了一个虚拟的巴蜀文化记忆空间。

何人何时之作？

蜀川山水进入中国古代画家的视野始于唐代。据《太平御览》记载：“天宝年间，玄宗某日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派吴道子前往写貌。及返，问其状，吴道子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乃于大同殿壁图绘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

及至宋、明时期，以蜀川山水为图绘题材者蔚为大观，保留至今、最为有名的当属《蜀川胜概图》长卷。此卷为纸本水墨，长752.1厘米，宽32.3厘米，所绘主要为岷江源头茂州界至掉石滩段川江两岸的山川形势与名胜古迹。图绘内容颇具写实风格，意境优美，属历代蜀川图中的上乘之作。据传，该图为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绘，但从目前的研究看，其应为后人伪托之作。

《蜀川胜概图》作为一幅实景图绘，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实景周围标注地名信息，大至府州军县等政区地名，小至亭台楼阁等景观名称，均一一标注，且其方位标注大体不误。据统计，自岷江上游茂州至峡江掉石滩，图中共标有190个地名，有些地名还有小注，另计有12段注解。当代学者蓝勇、李君鉴等从图中所标夔州附近山川形胜与地名入手，判断此图所绘应该是1242—1285年间夔州的真实情景，故成图时间应不早于1242年。当代学者郭声波通过对该图所载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地名进行考证后，认为此图当为宋人所绘或后人临摹宋人原作所留。而具体的取材时间，可能为1242—1258年。收藏该图的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综合考察图绘内容及图绘材质后，认为此图绘制于13世纪。综上，基本上可以判断此图绘制于南宋理宗年间。

《蜀川胜概图》中的景观陈述

《蜀川胜概图》介于山水画与地图之间，是一幅带有舆图性质的胜景图，但其与地理图的工具性特征相比还相差甚远。

《蜀川胜概图》全卷分引首、本幅、尾纸三大部分。引首标题“蜀川胜概”。图幅从右至左，从传统认为的“岷山导江”发源地——汶山、岷山绘起，重点描绘岷江上游及成都平原山水名胜，后直接绘制川江流域之忠州、万州、云安、夔州、巫山县而结束。从现存的图绘内容及地名标示看，该图重点绘出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以及峡江两岸山川形胜两大部分，而对位于中间位置的重庆、宜宾、泸州等则一笔带过。若以河流水系划分，该图所绘内容可分为两大板块。其中，第一板块标示岷江上游及成都平原地名，第二板块标示川江风景地名。

总体来看，《蜀川胜概图》通过对景观的如实描绘再现了一个逼真的蜀川山水空间，同时也展示了一个虚拟的巴蜀文化记忆空间。《蜀川胜概图》的绘制者可能是蜀地的普通画家，或者是川东夔州附近的文人。结合当时蒙宋战争的历史背景来看，此图很可能是一种地理想象，一种关于家国山川的象征，是绘制者在战乱之际对故乡的情感寄托。

《蜀川胜概图》的文本流传

《蜀川胜概图》本幅既无款识，亦无宋元题跋。从引首标题与卷后题跋来看，此图是在明清江南文人的鉴藏与阅读中，被逐渐视为李公麟之作，并由此声誉日隆。图中引首题有“蜀川胜概”四个字，并注“八一道人书”款（“八一道人”即明代书画家任道逊，景泰年间曾以书画供奉内廷），款下钤刻朱文“克诚”方印。

从图中的题跋与印章来看，开始明确收藏此图的是明代书法家王穉登，题跋时间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并钤白文“王穉登印”方印。根据段勇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蜀川胜概图》在明代的收藏脉络大体为：王穉登之后，此图归入上海顾氏（顾从义）家中；此后辗转先后由董其昌、王思延、吴廷、陈所蕴等人收藏。及至清初，此图由高士奇收藏，并将其与《潇湘卧游图》合并，作为李公麟真迹加以珍藏。

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之前，《蜀川胜概图》入藏清宫，并与《女史箴图》《潇湘卧游图》《九歌图》一起被乾隆帝移置紫禁城建福宫之静怡轩，取名“四美具”，以志秘赏。“四美”之中，乾隆帝对《蜀川胜概图》可谓情有独钟，不仅题跋次数最多，而且动辄千字。从题跋可以看出，乾隆帝毫不掩饰其对清宫重新收藏“四美具”的欣喜之情。此外，也反映了乾隆帝试图超越江南文化精英收藏优势的意图。

据《壬寅消夏录》记载，此图约在1902年被清末大臣端方收藏。1911年，端方被刺后，此图转由书画收藏家庞元济收藏，1916年又被美国人查尔斯·朗·弗利尔所购得。1920年，有正书局曾以珂罗版精印此图，题为《内府藏李龙眠蜀川胜概图》。现此图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作为地图的中国古代山水画

高居翰在《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一文中曾将中国古代山水画中描绘实景的类型归为地形山水画，认为这类地图往往具有绘画地图的特征，如《蜀川胜概图》中各地标有地名，山水成分以实景描绘。同时，这类地形山水画也可以是图示性和功能性的，地形功能与政治功能往往融为一体，从而被赋予政治含义。

自魏晋以来，这种再现山川风物的山水画一直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唐宋时期是中国山水画从“地图性山水画”向纯粹的“观念性山水画”转型的关键时期，此趋势至南宋愈加明显。这种带有文人风格的图绘方式，使图中胜览因素不断加强，发展成为以风景名胜为对象的景观地理图或写真图，介于普通地理图与山水画之间，进而在中国地图学中延展出一个以审美为核心的地图分支。

《蜀川胜概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山水胜景图的典型代表，而这种对蜀川名山胜水的热情，不仅表达了地方文人对蜀川名胜的追慕，更将自身的政治幽思融入其中。《蜀川胜概图》的绘制者正是通过对蜀川空间形象的描绘和其对蜀川风物的记忆，展现了蜀地士人对家国的心灵寄托。同时，《蜀川胜概图》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与象征符号，“蜀川图”不仅是一种景观符号，更逐渐演化成为文化正统性的权力象征。

《蜀川胜概图》（请横屏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