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是长江上游宜宾至宜昌航段的惯称，因主要位于四川境内而得名，依次流经今四川、重庆与湖北两省一市，全程1020千米（一说1030千米）。以重庆为界，川江上段多称“蜀江”，下段惯称“峡江”，水势险峻，曲折迂回，乱石横江， 险滩林立，船只往来稍有不慎，即有沉没之患。

运用中国传统方法绘制川江舆图古已有之，较著者如《蜀川盛概图》《岷江图说》等，但其图绘内容多为展示沿途山水景致。晚清以来，为适应川江传统木船航运业的发展，使得往来船主认明水径，国人有关川江航道图的编绘从无到有，逐渐增多，形成一项专门之学，这一时期多为传统山水航道图。伴随着近代西方势力从我国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的拓展，近代西方人对川江航道的地图测绘开始进入实质阶段，国人亦逐渐开始采用现代测绘技术勘测川江水道，并以此作为收回航权的技术前提。

晚清国人编绘的川江航道图

严格来说，国人对川江航道进行较全面考察且绘成航道图始于晚清，较为系统的川江航道图志肇始于《峡江救生船志》，最早为水师新副中营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后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版。作者贺缙绅，湖南平江县人。

《峡江救生船志》正文二卷二册，附刻《行川必要》一册，《峡江图考》一册，共四册。白口，单鱼尾，版面29厘米×17厘米，封面左上方用楷体竖题“峡江救生船志”，扉页版心用篆书墨题“光绪丁丑仲秋水师副中营印刻”。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清代峡江救生船的制度源流、空间布局、管理方式、运营成效、红船形制等各方面内容，还运用山水写意手法绘制了宜昌虎牙滩到万县狐滩段345千米的川江航道形状以及救生船、炮船设立的位置，详细记录了沿途礁石分布与险滩地名，全面展示了峡江导航、救生与标险等行江概要，图文互证，非常珍贵。所附《峡江图考》共68幅分图，刻绘精细，刊工峭劲，是不可多得的三峡风景巨幅画卷。

《峡江救生船志》（局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尽管《峡江救生船志》代表了晚清版刻川江航道图的最佳水平，但其图绘内容仍为片段，让人无法尽窥川江全貌，书中对河道本身的描绘也有失简略。光绪十五年（1889年），巴县县令国璋编纂《峡江图考》一书，首次采用中国传统山水写意法绘制出了完整的川江宜渝段全程航道图。

国璋编绘此书时， 正当19世纪末英商约翰·立德意欲驾驶“固陵”轮上溯川江，以强取长江上游内河航权。当时川督刘秉璋深恐川江开放后，外商侵夺木船生计，即派国璋与重庆知府一道，赴宜昌与立德交涉，严拒其入川。而国璋正是在川江行轮一事的刺激下编绘此图的，意图考察川江航道形势，以备不时之需。就此书编绘的知识谱系看，国璋一方面参考前人著述，特别是针对《峡江救生船志》“详南略北”的缺陷，增补了川江宜万段北岸的内容；另一方面，他历经多年努力，“行峡八次”，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通过实地踏查，逐步增绘川江渝万段险滩图，最终完成了国人所绘首部川江宜渝段全程航道图。

国璋编纂的《峡江图考》（瞿塘关），西南大学图书馆藏 

《峡江图考》首版应用当时上海先进的石印技术印刷，图绘内容更加贴近实际，一山一水、一礁一石都摹绘清晰，避免了版刻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笔触逼真，更加细致地再现了川江航道险滩林立的历史画面。此书封面题名“川行必读峡江图考”, 版面20厘米×25厘米，分上下两册，上册扉页用隶体书“峡江图考”，扉页后为“峡江图考叙”；叙后是“宜昌至夔府水道程途”，分列沿途各重要城镇、居民点、险滩的位置、水文和里程，其后为正文分图，共53幅；其后又书“夔府至宜昌水道程途”，以便于检阅。下册封面与扉页同上册，内文开始是“夔府至重庆道程途”，其后为正文分图，共44幅，其后为从尾至前的“重庆至夔府水道程途”。这便是所谓“上水则从册首以逮尾，下水则从册尾以达首，反复顺逆，皆可浏览”。这种编纂体例适应了三峡行舟的特点，上水下水皆便于浏览，反复顺逆各取所需，可谓别出心裁，在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在构图上，《峡江图考》采用对景法描绘川江航道，改变了《峡江救生船志》单一的透视方法， 使得河道礁石相对，河岸两分，更加直观。

西方人测绘的川江航道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逐步取得了汉口以下长江航线的内河航权，为进一步打开中国西部广阔市场，西方势力积极谋求在长江上游的通商特权。为服务川江行轮，掌握航道状况, 1897—1898年，法国人蔡尚质对长江上游宜昌至屏山段航道进行测绘，并按1:25000的比例制成川江航道图，名为《上江图》。此书一册共64幅图，分图可拼合，系套色石印对开本，图廓40.5厘米×51.2厘米，1899年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印制发行。

为编绘《上江图》，蔡尚质先后两次乘坐木船测绘川江航道。其中，前一次测绘沿航道两岸低速航测，后一次则以较快航速在川江主航道进行测绘。测绘过程中，每隔4〜5分钟就确定一次船行位置，每隔4〜6分钟就确定一次航行方向，沿途还详细测绘出长江上游50个城市的经纬度。以上述实测数据为制图基底，《上江图》详细地标绘了长江上游宜昌到屏山航段地形特征、岸线走势、航道水深，各图均详细标出经纬度与磁偏差，且采用中、法、英三种文字注记说明航程远近，极为详尽。图例内容包括沙泥沙地、石丸石弹、低矮石壁、高削石壁、县镇村庄、寺庙高塔等，信息丰富、较为准确。

蔡尚质《上江图》（宜昌府至屏山县航道总图）

蔡尚质《上江图》（川江重庆段航道图）

《上江图》是目前所见第一次采用现代测绘技术而成的川江航道图册，也是近代西方人对长江上游进行实地踏查的宝贵资料，为近代川江行轮的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此图在当时国内除上海外极少有技术力量能印制出版，而土山湾印书馆采用了先进的套色石印技术印刷。此图不仅印制精美、装帧考究，引得各国海军争相购买，还是当时土山湾印书馆“汉学论丛”系列作品之一，因其贡献较大，还获得法国巴黎地理学奖与科学技术奖。比照晚清国人所绘《峡江救生船志》《峡江图考》等川江传统航道舆图，此图更富科学性与现代性。

在《上江图》的基础上，从1902年起，此后十余年间，法国海军又多次对川江航道实施测绘， 并经海关副巡江司等进行修正，逐步成为一套更为成熟精细的《长江上游航道图》。这套图共计67幅，图中详细标绘川江航道8英尺（2.43米）等深线和沿岸礁石高程，在精度上比《上江图》更为提高。出版后，随即成为通用的川江航图的标准文本，并被多次转绘。

然而，《上江图》与《长江上游航道图》中都没有详细险滩礁石的图说资料，是为缺憾。为进一步方便川江行轮，长江上游首任巡江工司英国人蒲兰田著《川江航行指南》一书，1920年由上海总税务司造册处首印出版。书中内容根据著者多年积累之川江航道资料与行轮经验，不仅详述了川江宜渝段航行水程及险滩情况，还编绘了多幅航道图以备参考。

蒲兰田《川江航行指南》（扬子江宜渝段水道图）

《川江航行指南》所绘川江航道图共22幅，总图1幅，分图21幅。总图即“扬子江宜渝段水道图”，图中采用蓝色填充川江航道，用晕滃法标识周边等高线地势，用英文依次标识沿途城镇与险滩名称，并用不同颜色符号标注各类信号设施具体位置与不同水位救生船分布变化，进而绘出宜渝段川江航道整体走向，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川江航线的大致情形。各分图则绘出川江分航段内水文变迁、险滩位置、信号设施以及行轮上、下水之具体航线，同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配以详细险滩资料，精准可靠。 

推陈出新

国人在传统绘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逐步采用西方现代测量技术测绘川江航道。1915年，川路公司经理刘声元倡议川江凿滩，以利本国轮运事业。同年冬，修浚宜渝险滩事务处在重庆成立，刘任首任处长。为早日完成川江凿滩工程，事务处“选专门测绘人员，上下宜渝，穷探曲折”，编绘川江航道图，即《峡江滩险志》。此书始编于1917年，由江津蒲宇宁总负责，1922年由刘声元交北京裕源公司与和济印书局合印成册，自行付梓。

《峡江滩险志》（《峡江总图》局部）

全书凡三卷，版面为31厘米×26厘米，比例尺为1:367000。在编绘体例上，仿《行川必要》之例，篇首冠以《峡江图语释》135则，然后是《峡江总图》63幅与《峡江滩险分图》40幅，且分图有详明比例尺和英文拼音标注。最后配以《宜渝河道全图之图例》和《宜渝水道纵断面全图》，并用文字分叙航道各滩险情况。各图不仅详尽标明了航段各程之枯水线、略测线、石盘、石梁、暗礁、崖峡、碛坝、沙泥、乱石、河流方向等，也详细地标注了航道两岸支流水溪、山脉山沟、城垣庙宇、街市场镇、桥梁关卡的具体位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峡江航道的地理形势与险滩情况。整套图册结构相辅相成，图文之间彼此印证。可以说，此书不仅充分借鉴了近代西方测绘之技术优势，也保留了国人传统航道图编绘之精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近代西方测绘的川江航道图更具实用价值。